梅海涛

一、童真引发的集邮嗜好。

1、男孩游戏间爱上邮票。

我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接触邮票的。记得有一位十分要好的黄姓同学，他爸爸是军官，参军时经常给家写信，喜欢画画，攒了许多邮票和烟盒。我这位同学有一个“特长”，喜欢“赌糖纸”，(其实就是输赢糖纸的一种儿时的游戏)。我家里有亲戚在北京，经常给我寄北京糖，我就用手中的糖纸跟他换邮票，每当他输光了就“偷”他爸的邮票来跟我换北京糖纸。他赌技不佳，总是输，输光了就用邮票找我和其他同学换糖纸，时间长了，我收藏的糖纸没几张了，可信销邮票却丰富了许多。有一天，我用十几张北京玻璃糖纸与黄同学换得了一枚《开国大典》信销邮票，集邮的种子便从此在我的心底里生根发芽了。记得当时手捧这枚《开国大典》邮票，心里是怦怦乱跳，红头胀脸地兴奋得不得了。自那以后我就上了瘾，把自己珍藏的烟盒、糖纸、火花等倾囊而出，全部换成了花花绿绿的邮票。

这还不算。当年我妈妈在邮电局工作，门口收发室的黄大爷爱吃北京糖，我跟他约定，请他帮我记录下谁有贴纪念邮票的信函来，由他出面“索要”，加上我亲自上门软磨硬泡，事情成功了，就给黄大爷北京糖吃以示感谢。时间长了，黄大爷与我成了“瓷器”，好得不得了。有时他就直接把信封上的邮票揭下来给我，到后来，他干脆就跟我一块在脸盆里放上温水，等邮票与信封或剪片分离后，我们就拿出来贴在干净的玻璃上，后面衬上粗糙的纸，再压上一块玻璃，这样干得快。再后来我们发现邮票下水阴干后，有的尺寸“缩水”了，尤其早期纪念邮票不带背胶的，比如《开国大典》就是，阴干后与原票一比总觉得短了一点，没有原来气派了。后来黄大爷介绍我认识邮电局宣传科的曾干事，这人能耐大，摄影、冲洗、印相都是自己完成。他家有个小暗室，洗完相片就用烘干机烘干照片，而且还有上光板。这下把我乐坏了，在黄大爷的引见下我和曾叔叔交上朋友。他帮我把漂洗好的信销票，一张张摆放在烘干机的上光板上，铺上一块白布，通弱电直接烘干，其间还不时用胶片滚子来回轻轻推碾，这样可以擀平邮票，防止“缩水”。

2、对《开国大典》邮票情有独钟。

《开国大典》纪念邮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全套纪念邮票的第5组，全一枚，编号“纪71”，1959年10月1日发行，雕刻版，14齿孔度，面值20分。票幅52×33mm，邮局全张48枚(6×8)，邮票图稿原作董希文，设计雕刻唐霖坤，北京人民印刷厂印制，无背胶，发行量350万枚。

我记不得哪是收集的第1枚信销票了，可就是对这枚《开国大典》信销邮票情有独钟。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有五大理由：一，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新中国，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他老人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意义非同小可。二，这枚邮票全幅大红色，象征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将在全人类实现，我当年的语文教科书上就有《开国大典》这一课。这枚邮票可不是闹着玩的，史料证明，具有相当大的收藏价值。三，这枚邮票面值高，20分的邮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比较昂贵的，属挂号信函专用。而且，它的票幅大，我就喜欢面积大的邮票(当时没见过小型张邮票)，够气派。四，《开国大典》邮票全套1枚，雕刻版，立体感很强，花钱不多就能收集不少。时光如梭，伴随年龄的增长，我收集《开国大典》邮票逐渐丰厚起来，整整齐齐插在集邮册里，满满当当，那叫一个漂亮，绝对的赏心悦目。五，最让我引以为豪的，《开国大典》邮票发行于1959年10月1日，与我的出生日相差仅10天，基本算是“同龄”吧，每当准备欢度国庆节，我就知道自己又长了一岁，《开国大典》邮票伴我终生。

1980年，《集邮》杂志社举办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最佳邮票评选，《开国大典》纪念邮票荣登榜首，摘得桂冠。

2002年12月30日零时40分，我国“神舟”四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搭载了编号为2002-501图卡的图案就是《开国大典》，并贴有纪71《开国大典》邮票一枚，以兰州27支局搭载入舱专用日戳销票。

二、“大典”图稿原作一波三折有故事。

1、著名油画荣登“国家名片”。

那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2年，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创作表现新中国成立题材的大型画作，时年38岁的董希文，受命创作巨幅油画《开全大典》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在北京西总布胡同一间普通的房间里，灵感暴棚，夜以继日，以高昂的热情，精湛的艺术技巧，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独立创作出了革命历史油画《开国大典》。

油画《开国大典》，描绘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天安门城楼上国庆典礼的盛况。它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而深入人心。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油画《开国大典》，将其大批印刷出版后，又被印制为年画发售，还进入到了中小学的课本里。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大喜日子，为此，国家邮电部先后发行一套五组纪念邮票共十九枚，以隆重其事。当中，第五组邮票仅为一枚，是全套邮票的重中之重。该枚邮票就是以著名画家董希文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为主图，由我国邮票雕刻版大师唐霖坤设计和雕刻。《开国大典》这幅凝结了全国人民热爱新中国情感的具有纪念碑式意义的精品画作，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然而，她的命运却是异常的坎坷。

2、第一次修改油画原作。

董希文在1953年创作完成了巨幅油画《开国大典》，原画规格为2290x4000mm，画面中央是毛泽东主席手持文稿向世界宣告，身后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六位国家副主席。

1954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这事儿，在当时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中国革命博物馆因此决定修改《开国大典》油画，要求将画面上的高岗形象抹掉。于是，董希文奉命不露痕迹地隐去了当年在画中庄重而拘谨的同庆共和国庆典的高岗形象，原位以一盆鲜花代替。这时，画中毛主席身后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五位国家副主席，即完成了第一次画作修改。

之后的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家邮政发行纪念邮票第五组之纪71《开国大典》纪念邮票，就是以这个版本的油画为蓝图设计印刷的。

3、第二次修改油画原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当成了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为此，中国革命博物馆再次通知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油画，要求从画面上去掉刘少奇的形象。

1968年，董希文已经身患癌症，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疾痛下，苦苦支撑，将画中的刘少奇形象抹掉，并在原位置上重画了原站在第二排、只露出半张脸的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第二次修改画作后，毛主席身后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董必武、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五位中央领导人。

4、第三次修改油画原作。

1972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有关部门筹办美术展以示纪念，通知董希文再一次修改《开国大典》油画，要求去掉画中林伯渠的人物形象。由于当时董希文已病重住院，无法承担改画任务，因而由他的学生靳尚谊负责完成修改油画。靳尚谊很聪明，为了尊重恩师的历史佳作，他灵机应变，提出要在董希文的指导下，由他和赵域两人一道实施画作的修改。他们先是复制油画原作，然后在复制品上进行修改，把林伯渠改换成了不知名的军人。此复制画作的规格为2270x3980mm。

1979年，随着以前各类冤案的平反昭雪，本着实事求是，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油画恢复原貌。此任务由阎振铎和叶武林两位著名画家担纲，合作复制了董希文第一版的《开国大典》油画。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里所见到的《开国大典》油画（复制品），而董希文的不朽原作则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画库里。

三、揭开《开国大典》邮票边纸上信息的神秘面纱。

我在学生时代，就与《开国大典》这枚邮票结下了不解之缘，曾经先后利用多方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执着地进行收集、鉴赏和研究，五十年从未中断。

玩集邮多年，初级集邮主要是收集信销邮品，在广泛收集和反复欣赏《开国大典》邮票的时候，我看到有少数的票上带有边纸。开始，我以为这些个附在邮票四边的小纸条没啥用，有碍观瞻，就顺手撕下丢掉了。后来，才慢慢发现这些个边纸上，有的印有不规则的线条，有的标有数字，有的还盖有编号戳，很有意思。久而久之，我即预感到这些边纸上的符号与数码，一定是有特定的所指，或者表示着什么。果然不出我所料，经过艰苦查询，不耻下问，潜心探究，终于搞清楚了上述那些个不明不白的真正涵义，并且得出一个全新的研究观点。

1、邮票印张上的“361”与“362”。

邮票目录上对《开国大典》邮票全张的标准记载为 48枚。记得在20世纪末，我在整理《开国大典》邮票时意外地发现，在两枚同一位置邮票的下方，看到有“361”和“362”两组不同的印刷数字。因此，我判断应该不止一个邮局全张存在。

后来在印刷厂人员的指点下，证实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原来，《开国大典》邮票的一个印刷全张是由两个邮局全张组成的，而不是以往我们认为的印刷全张就是邮局全张，为了便于区分，印刷部门就在第一邮局全张的第47票位的下边纸上印了“361”数字，在第二邮局全张的第47票位下边纸上印了“362”数字，以示区别。

2、邮票边纸上的“6X8”与“8X6”。

《开国大典》邮票边纸上的信息非常丰富，而且，一个印刷全张中的两个邮局全张的下边纸标注的信息有所不同。其中，第一邮局全张(带有编号“361”)第 43 票位的下边纸标有邮局全张枚数“6×8=48”，而第二邮局全张(印有数字“362”)第 43票位的下边纸上却误印成了“8×6=48”。

其实，两个邮局全张均为“6×8”的排列格式。不知是为了区分而有意为之，还是印刷失慎造成的。

另外，两种邮局全张位于第44票位的下边纸上均印有邮局全张金额“48×0.20=￥9.60”，只是两种邮局全张的区别就在于第一邮局全张的金额数字位于第44票位的正下方，而第二邮局全张的金额数字位于第44票位的右下方。

3、邮票边纸上的校规线。

《开国大典》邮票的邮局全张中，在四边的边纸上均印有与邮票同色的深胭脂红色线，四边的线，距离邮票图案均为 7 毫米。但是，发现有如下四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在上边纸中：位于全张第3票位的位置印有一组由1长、4中、4短，共9条细线组成的校规线。

二是，在下边纸中，位于邮局全张第46票位的位置也印有这样一组由1长、4中、4短，共9条细线组成的校规线。

三是，在左边纸中，位于邮局全张第25、31票位的位置，印有一组由1长、4中、4短，共9 条细线组成的校规线，且自上而下还印有1条深胭脂红色线，不过，偶尔可见此线条印刷不完整的现象。

四是，在右边纸中，自上而下印有1条与左边纸相同的深胭脂红色线，在位于邮局全张第24、30票位的位置，同样印有一组由1长、4中、4短，共9条细线组成的校规线。

总之，邮票印张四边纸上的各组校规线基本相同，只是位置各异。

4、邮票印张边纸上的打印数字。

位于《开国大典》邮票每个印张左下角的边纸上，都有一组手工打印的数字，这是印张数量的专属编号，由人工操作完成。

四、收集“大典信销票品”与组集参展的乐趣。

1、把玩《开国大典》信销邮品。

(1) 上海邮政17支局的邮政人员在销盖《开国大典》邮票时盖错了戳子，发现盖上“邮资已付”后，又重新盖日戳销票，以弥补过失，从而形成“耐人寻味”的一票多戳。

(2) “浙江义乌1960.2.3.4”是集邮者常说的“死”戳，没有骑缝，只是那“2.3.4”的顺溜号给邮人以趣味之感，而且还会联想到义乌东和肉饼的美味。

(3) 1967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宣布停止使用有刘少奇同志形象的《开国大典》邮票。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80年做出了对刘少奇同志错案的平反决定，至此，纪71《开国大典》纪念邮票恢复了它的使用功能。

是迄今发现的《开国大典》邮票恢复正常使用后的最晚时间“1989.12.27”。

(4) “贵州1968.11.26印江”信销票，持有者出于对当年“文化大革命”的忠心，将刘少奇同志在邮票上的形象涂抹掉。这是“文革时期”批判刘少奇同志错案历史遗留下来的印迹。

(5) “四川60.2.29泗坪矿区”大典信销票，是润年润月的最后一天邮戳日期，使我想起早在上初中一年级数学老师出的一道趣味数学题：“有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人，一生只过了14个生日，请问他有多大岁数，是哪年哪月哪日出生的？”当时这道题我没答出来。现在每看年到这枚邮票，就会想起数学老师出的这道题，其中一问的答案就是这个邮戳日期，哇，好悔呀！

(6) “北京1960.6.6”大典信销票，看自趣味落在那“六六大顺”的年月日上，其实邮戳数字下端那个“丑”字却是鲜为人知的。经查，这是邮政部门早年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干地支作为邮戳分类，其中“丑”戳，即为表示当年“平常印刷邮件封发”的业务。

(7)、多年前，我收集到一枚“1960.4.23”由我国西藏寄往印度尼泊尔的挂号信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国内寄往国外的挂号信件，规定毎20克重收取邮资54分人民币，即普通信件22分，挂号32分，合计54分。然而，这封寄往外国的挂号信件，仅仅贴上了一枚面值20分的纪71《开国大典》纪念邮票，就全部完成了整个邮政的寄递过程。这是咋回事儿？原来，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为全面取消印度在西藏的各种特权，中印两国政府于1955年4月15日，签署了《藏印临时通邮通电协议》，商定：由西藏寄往印度的挂号信件，每20克重的信件收取邮资20分，即平信8分，挂号12分，合计20分。这项协定一直到1962年才得以中止。

(8)、与邮友们一起分享我的《开国大典》邮票收藏，共同邮乐，是一件非常高兴并且乐意奉献的事情。

……

2、收集《开国大典》信销票品有喜亦有忧。

(1)、《开国大典》邮票是1959年月10月1日在全国(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发行的，我先后收集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集邮公司发行的《开国大典》邮票首日纪念封，以及销戳票。

(2)、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全国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二十二个省行政区划使用《开国大典》邮票的信销票我都收集全了。尤其少数民族和边远山区使用此票的信销票很难搜集到。举例：

3、集藏《开国大典》邮品的遗憾。

几十年里，在收集、把玩、研究《开国大典》邮票过程中，我不仅仅是兴奋、自豪和愉悦，其中也掺杂了些许懊悔与遗憾。当年，因为邮识肤浅，不懂得收集实寄信封意义，在搜集到众多实寄过的信封时，没有完整保存，而是“大刀阔斧”地把信封上的邮票想办法揭下来，或是剪成小纸片，放水里洗下来，现在真是后悔呀。有位集邮大家见了我收藏大典信销票品的数量，斜着眼睛看我，讥笑道“你这得毁多少大典实寄封，才能有这么多的信销票品啊”！我非常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当时羞愧难当，恨不能找个地缝立马钻进去。

是当年还没来得及漂洗的，从实寄邮简上撕下来“大典剪片”。

4、编组《开国大典》邮集参展屡获佳绩。

我收集和研究《开国大典》邮票已经有许多年，相关邮品已是林林总总，看着就养眼，亦喜庆。于是就蒙生了用这套邮票及其相关邮品编组邮集，参加集邮展览，展示我的收藏和研究成果。

是我在参展的《开国大典》邮集前拍照留念。

(1)、2013年5月，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主办的“珠海2013第三届东亚集邮展览”在广东珠海举行。我听到这个消息，随即报名参展。并甄选出《开国大典》邮票及邮品，按照传统集邮的模式，编组了1框邮集参展。在这次邮展上，我的《开国大典》展品获得了一框类镀金奖，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2)、同年12月，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在北京邮电会议中心举办“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邮票专题研讨会”，我修改后的《开国大典》1框邮集，应邀在这次研讨会上展示，受到领导、专家、学者和邮友们的一致好评。

(3)、2014 年11月，北京市举办了首届命题集邮展览。在四个命题中，“新中国国庆”的命题赫然在列。我变换了组集思路，再次用《开国大典》邮票及相关邮品编组了一部1框邮集参展。

(4)、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武汉举办的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设立了命题集邮类。为了参加这次邮展，我将邮集从1框扩充到了5框。为了展示我的收藏，此次仍然从传统研究入手，邮集主要反映《开国大典》邮票的发行和使用，以及一些特殊情况。

(5)、2019年12月，我将5框《开国大典》邮集进行修改补充，尔后译成英文，应邀参加在沙加举行的国际集邮展览，这是《开国大典》展品首次走出国门，登上国际集邮展览的殿堂，获得了传统类镀金奖。由此，我的心灵再一次得到了升华与慰藉。

(6)、在世界邮展上，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向世人介绍自己的《开国大典》邮集，却是另外一件美滋滋的喜事儿。

结束语：

我与《开国大典》邮票的情缘就先说到这，对这套邮票感兴趣的青少年邮友，你们遇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我，咱们互相交流，共同邮乐，将《开国大典》这套新中国的经典邮票，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2023.8.5于首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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